北师大实验中学校友图书馆

    苏轼说：“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们如今还不算老夫，而少年时也不太疯狂。不过似乎许多同学都有了人到中年，生命有限的感觉；好像爬山到了一个阶段，应该回头看看风景；所以才有如今的征文热潮。我和我家似乎仍在气喘吁吁地继续登高，本来没有时间附庸风雅。旁观许久，见许多人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只觉得很有趣，奇怪大家哪儿来的那许多功夫。最后转念一想，如果说回忆过去帮助展望未来，那么自己也到了该收拾一下记忆，免得遗忘的年纪了。以下说不上是回忆少年时光，不如算是对少数残余的点彩印象的存档。

我们的时代

    1978-80年是中国经历转换的时代，从文化革命正式结束到改革开放全面开始。我们这些第一批公开考试招收的重点高中生，生命的特征似乎也是不断的转换。我们不算活在风口浪尖，77-79级的大学生比我们更多文革的摔打痕迹；我们也不算完全活在摩登时代的机器里，81级以后上大学的就总有该考什么、往哪儿去的期待；而我们还有许多柳暗花明的惊奇。除了上大学算是卷走我们的大潮之外，这以前的考高中、这以后许多人的考研、出国、下海、作“海龟（归）、海燕”等等都算是新鲜经历，在临到自己之前还不知道可能有这回事儿。

    因此，我对高中同学们的主要印象就是大家都很优秀和纯洁。优秀，因为我们是被选出来的智商不低的孩子们；而且我们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后代；那时这不是看财富，而是看社会地位。我们都是首都北京的城里人，是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后裔，因此多数算是略有教养。纯洁，是因为那时新中国传统教育的清教徒式道德仍然有威望，还没有腐败除去宣传的力量；而且商品经济尚未进入初级阶段，因此理想仍是君子救国，而不是拜金享乐。

    从以上角度来看，我们这一批学生是独特的。我们当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和心态说大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我们写的这些回忆录对于后代恐怕最好也只是带来兴趣，但是不太可能供作参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自己或许可以引以为自豪，因为我们的经历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年代是不可重复的。 

我们的学校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在文革前是师大女附中，算是新中国的“贵族学校”之一（另两个是四中和101中），有许多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我的姑姑曾考进北师大女附中，和毛泽东的儿媳思齐是同班同学，据说还帮她作过功课。很可惜因为家境贫寒（奶奶是寡妇，一人带大两个儿女）和重男轻女，姑姑虽然是很优秀的学生，仍然没有机会上大学；机会给了我爸爸。

    文革中要求一切平均，师大女附中成了150中学，就在附近招生，不分成绩。1978年恢复重点高中之后，学校成了实验中学，在全西城区公开招考。原来150中学的学生不是都能考上，但是大概又没有地方分流，所以我们那一届分有快班和慢班。我记得有四个慢班，包括一个“光头班”，全是男生，在操场北面的楼上课。我从来没有和慢班的同学说过话（其实在九个快班中，我在呆过的六班和一班之外也不认识几个人）不知道他们怎样想。从今天的角度看问题觉得这样用成绩把人分类对他们有点儿不太公平。最后我们这一届高考时的90%比例似乎也没有把他们算进分母。

    我对学校的印象好像是闹市中的一片净土。我们学校身在闹市，离西单不远，而且旁边就是西城区的监狱。我还记得在毕业舞会上看见旁边监狱的铁丝网，甚至还幻想过如果有壮汉越狱，我们应当如何英雄救美。但是很高兴这没有变成现实。学校里唯一令人不满的或许是饭厅，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黑黢黢的，更不要说阴雨的日子那昏黄的灯光了；饭菜勉强可口，但是必须站着吃。幸亏我从小就对饭食没有很高标准，总觉得吃饭和走路是次要的，是学习和读书之间的转接。所以我总是走得很快，也吃得很快。那时并不是在哲学上区分精神重于肉体，只是有一种学习和认知的渴望。而且莫名其妙地觉得有一种君子救世非我其谁的意向，所以对学校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任何抱怨。

    那时我总是和四班的徐非和九班的王晓青一起骑车上学。我们从旧北京的郊区（车公庄），经过一系列胡同民居，到达内城的学校。这一来一回的旅程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好像是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现实世界到理想世界再到现实世界。实验中学当然是理想世界了。我还记得我在六班时，每天中午吃饭以后，总是先用不知是谁放在教室里的哑铃作扩胸运动，然后就拿起我带到学校的收音机，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教室楼东面的小树林里一起听广播英语讲座。在微风吹拂的飒飒树影之下，隐约听见远处闹市和汽车喇叭的声音，可以在天地和朋友之中倾听纯正牛津口音的广播。没有哪种学习经历比这里更令人心旷神怡了。

我们的老师

    中学生的教师对他们除了智力的影响，更有生命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在过的两个班主任：六班的单大昭老师和一班的储瑞年老师了。

    单老师总觉得自己缺乏正式教育的背景；他几乎完全是自学成才的。但是他接受的是从人间关系网和农村泥坑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社会教育，而且可以说是这种实际教育的最好学生。在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熟和为人的老练，与多数老师的书生气完全不同；这可能是作为他的学生所得到的最大礼物了。他看人很准（这不等于说他可以预言未来）。他不光看才气或者师生关系，而且看性格和品格。这从他选班干部的方式就可以看出来。像我这种相貌平常、才气勉强、而且并不刻意去作老师宠物的人也被赏识和使用，对我的自我定位和人格发展自然有很大益处。他能及早看出男女同学之间的情愫，给与及时的引导。这对高中生十分必要。

    单老师教的政治课实话说不容易说实话；但是他结合真诚的爱心和狡黠老道的推理解释，让人不仅当时可以接受，对考大学帮助不少，而且感觉到是真正帮助自己建立人生观。人活在世上缺不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单老师给我的是现实主义。我的理想少年时是追求真理和君子救国，信主后则是全人爱神和爱人如己。从单老师那里我确信人先要拥有，才能给与；这是责任。从耶稣基督那里我明白了人要先要给与，才能拥有；这是生命。单老师给的是从人而来的道理，但是从人而来的最好的东西。他的现实主义不是实用主义；是冷静观察、恰当适应；绝无任何卑躬屈膝、偏离正直。

    储瑞年老师有一种与单老师截然不同的书生意气和理想主义。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敬业精神和科学审美。储老师似乎从师大毕业就在师大女附中教书，生活的圈子从来都是学校、家庭和他所教的数学。但是他在他的世界中如鱼得水、得胜有余，是一个负责任的顶梁柱和男子汉。储师母的身体似乎有些残疾，但是储老师爱她从少年到白头，始终不渝，一起养大两个儿女，让我十分敬仰。储老师也有很现实的一面。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帮助通县的一个汽车厂办一个大专班，我帮着请的老师包括北大的副校长，我的党史教师沙健孙去教政治；还有储老师去教高等数学。他们一周几次坐车到通县教书，学生们如今都作了厂长和企业家，有些人还与我父亲有联系，对他们十分感恩。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时他们恐怕也是为家里挣一点外快。这是事实，但是他们作的更多；不仅有知识，而且有人格的传递。而且我敢判断，育人是他们作事的主要目的。

    我最欣赏储老师的是他的板书。一上课从左上角开始，到下课在右下角结束。清晰整洁，与铃声相差不超过两分钟。他的字也写得十分漂亮。我算是练过毛笔字，甚至在初中时还得过西城区书法竞赛的一等奖。我练的是柳公权、欧阳询的楷书和王羲之的行书，水平一般；得奖的却是才练不久、一时兴起、花里胡哨的草书。高中时期，受到储老师的影响，我的钢笔字变成了“储体”的行楷。人影响别人的范围完全可能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储老师教的数学让人觉得如此之美，使我对科学的认识超越理性范围，而进入感性。他对细节的注意让我学到一种完美主义精神。我进入数学班是因为想补偿自己认为不甚擅长的一面。虽然我初中时就自学了一些高等数学，但是我一直认为自己不算聪明，只是比较执著。好像有一种想作全才的“文艺复兴人”的动机；其实是想以全面弥补不专精。虽然储老师并不是栽植我的以上动机的人，但是他让我欣赏到数学的美的确对此有所增添。储老师给我的理想主义和单老师给我的现实主义正好完美结合，让我一生得益。

    其他老师当中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语文老师刘超尘。常说“人如其名”，原因大概是象形文字使得人的名字有意义；而一辈子都被人提醒他“是”什么样的人就会让人变成那样的人。再加上中文的许多同音字和残酷的十几岁孩子们的想象力，那些给孩子起名叫苟丹、杨伟、吴德、贾真等的父母都应三思。刘超尘老师果然活得像一个超凡脱俗的山人大师。他把古诗词解得活灵活现，让人身入其境。我在上高中之前除了四大文学名著之外没有什么古文根基。在六班短短的半年让我背诵了许多古诗，学会了写文章诗词，也和以后成为我妻子的语文课代表有了许多共同语言。很可惜他早早离世；这更增添了他在我心里的印象：他永远是超尘。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英语课的沈老师。她让我把学英文当成一种喜乐；而且知道通过帮助别人，我帮助自己更多。我在六班中午开了一个英文补习班，帮助初中没有学英文的同学们很快赶上进度。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把相关的知识都理清了。这让我一生都知道，学会一门学问的标志在于能够去帮助和教导别人。她让我一定开口说英文，不要只学书面语言。以后出国时果然发现，只要人脸皮厚，敢开口，外国人一般都体验我们的难处，会耐心倾听，甚至纠正错误；我们就能很快学会和融入。最后高考时我的英文据说考了全北京第一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

    此外化学课的刘元堃老师不仅幽默，而且把化学讲得很透，我还记得用素描的方式画化学键。我一度以为这是我最好的学科，算是我的第二志愿专业。果然高考时化学是我得分最高的学科之一，远高于我选的第一专业物理。其他老师的印象可惜都已淡漠。只记得校长梅老师、物理的马老师，还有历史老师是一位胖胖的女士。不是他们教得不好，只是我不觉得自己学透了。有些问题是时代性和文化性的。不是在中学、也不是在我们那个时代背景可以解清的。比如我觉得中国历史就是每两百多年一个循环，从秦朝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之后直到近代就没有进步。世界历史则是没有头绪和意义的打群架。若不是我后来信主后用心研究圣经历史、考古和预言，世界历史永远不可能对我有任何条序。在中国背景下，按我们当时的年龄，我们从实验中学接受的教育是最好的。

我们的同学

    其他六班同学我都是在实验中学认识的。因为我在六班只待了一个学期，所以能够深交的不多。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赵玉斌。玉斌后来和我一同去了一班，和我有继续的交往。我的感觉是他非常诚实。听说以后他在生意上出了些事，我完全相信他的无辜。他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他能拉小提琴。我非常喜欢音乐，可惜小时候没有正式学习乐器的机会，有机会摸到什么就自学什么，结果是什么都会一点儿，什么都不专精。小提琴我也摸过，知道有多难。赵玉斌接近能拉帕格尼尼的曲子的水平，让我十分羡慕。另外他的四个姐姐非常宠着他，也让我这个独生子觉得羡慕。后来他无论境况如何，都有他妻子的忠诚；对此我觉得是很自然。首先他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再有他也知道如何待女人，包括如何挑一个好女人作妻子。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胡晖了。他从一进六班就考总分第一名，而且稳如泰山，永远不倒；就连八百米长跑都是第一名。我从十三岁开始就天天早起长跑。不是为了练速度，而是为了练毅力。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四十岁膝盖不灵了的时候为止（我太太会说：结婚后一直是断断续续地！）。在实验中学运动会上八百米比赛中，胡晖是第一组第一名，最后也是决赛第一名；我是第二组第二名，但是成绩甚至没有进入前八名，因此也没有进入决赛。我并不喜欢与人争竞，但是总愿向比我有长处的人学习。许多人的长处可以被学到，甚至被超越；但是胡晖则有一种深不可测，让我佩服，也服输。后来我们都上了当时最红的北大物理系。三年后，他先考上CUSPEA出国，我则因为分心搞文艺和学生运动，上完研究生才自费出国。在美国我们也一度有联系，但是很可惜我们一直没能有灵魂层次的深交。他在事业上的成功我一点也不奇怪；他的确是里面自有乾坤，无论在哪里都是优秀的。我只是莫名其妙地希望他能对形而上的东西多一些思想，让我有一个可以讨论的人。

    我还记得与鲁兵和徐千一度建立一个学习小组准备考试。鲁兵是老150中的，家在城里学校附近一个四合院平房，他有一种不动声色的聪明和老练。徐千家在城南一个宿舍楼房；他是一个乐天派，和他在一起总觉得心情愉快。其他乐天派还有喜欢朗声大笑的周华，和永远活泼的刘燕欣。另外还记得老实的赵勇、张涛，内敛不露的韩鹏、张力力，处事成熟、好像大我们几岁的的李洵和詹祥京。总是若有所思的英语课代表张蕾其实英语的实际水平比我高很多；英语课的沈老师告诉我张蕾和另一个班的某人那时已经能读英文大部头章回小说了。但是我考试总是超过她半分或一分，这可能有些令她恼火。有一次，张锐、张蕾、晓风和我四个人一起在冬天的一个下雪天去北海玩儿，至今我都想不起她对我说过什么话。当然，我的耳朵可能都给了晓风了。这是另一个因素。当时班里聪明可爱的女生很多。尚未提到的还有外清内秀的李胜兰、正派温柔的张培红、性格特别的刘岩、还有漂亮雅致的吴元、刘燕等等。在高一六班的高中生活确实是多姿多彩的。

1980届高中1班 袁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