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实验中学校友图书馆

    记得1963年9月1日，当我怀着新奇和兴奋的心情走进师大女附中的第一天，在南楼的大厅里，我遇到了一位女老师，她的个子不高，但很漂亮也特别精神。大概是我的怯生生的样子，确切地说还是出于她的职业本能，她一眼便看出我是一名新生来。她主动走近我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啊？”记得她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回答了她，她接着问道：“朱小柔是你的什么人？朱小皎呢？朱小如呢……”她一连说出了几个“朱小”，没想到她的脑子里记得这么多学生，还富于联想地进行了排列组合。她这一问使我顿时消除了羞涩并对这位老师油然而生敬佩和亲切之感。更令我钦佩的是几天后当我再遇到这位老师时，她立刻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惊呆了！高一有六个班新生，起码200多人那。后来我得知，这位令人钦佩的和蔼可亲的老师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副教导主任了，她就是刘秀莹。负责招生的她开学前就已经将招生表翻看多遍。对照着照片，记忆着每个人的情况……所以所有的学生情况早都了然于心。她那非凡的记忆力令人叫绝，时隔四五十年后，她教过的一个班的学生打电话说要来家看望她，她问有谁，学生们故意不说，来时一个个推门进来让老师猜，没想到年届七十的她竟然对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认出来！ 

    她21岁起便在女附中工作，她所带的一个工农子弟班的学生最小的17岁，最大的比她还大两岁。她说开始也是不会干，但觉得自己的担子重，在苏校长、胡校长的帮助下她学着当班主任。从早上她一洗漱完就进学生宿舍叫醒学生开始，一直跟到晚上学生钻被窝。周日去家访，包括石景山钢厂、发电厂的工人家，一天走七八家。工夫不负有心人，原来这个班的基础不太好，可后来参加统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1955年，年仅25岁的她就成为市级劳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再后来，她就一个班一个班地带下去，取得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学生都与她特别好。她当59级初二二班班主任时，正是她生下自己的女儿马小莹，学生们都说：“我们都是你的‘马大莹’！”直到后来都几十岁了，来看刘老师时还自称“马大莹来了！”……

    就在那个极其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她对学生不管是高干子弟还是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从来是一视同仁。仅举一例。我校经常有欢迎外宾的任务。一次夹道欢迎的任务是跳孔雀舞，“编导”及“总教头”的差事总是由66届的武素梅担当，她又会跳舞又会编舞。只是由于她的父亲是右派，因此每次都不能亲自参加夹道欢迎，当时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在学校上自习。武素梅回忆道：“我自然以为等我编好了、教会了、练齐了、动作优美规范了，我的任务就到此结束了，谁承想这次我竟然作为领舞被安排在第一排正中，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第一次近距离（只有几米远）真真切切看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其实令她不知的是，当时刘秀莹老师是跑了三次公安局，最后甚至说：“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担保，如果发生意外，你们唯我是问。”这样公安局才答应了让武素梅参加夹道欢迎。刘老师就一直站在舞蹈队伍的后面直至欢迎任务完成。武素梅说：“当十几年二十几年后我得知事情的原委，却深深地被刘秀莹老师感动了，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弦紧绷的年代，她能如此用心良苦（为了一个“小狗嵬子”不惜影响自己的政治生命），我会永远铭记在心中。”现在再谈起此事，刘老师很轻描淡写地说道：“对于我的学生，我从心里爱她们。” 

    后来的三年中，她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是我们经常在教室里收听学校的广播，她那特有的好听的声音经常从广播喇叭中传出。她还经常给入团积极分子讲团课，她的团课讲得特好，许多学生至今记忆忧新。再后来，她被调到西城区区委了。 

    文革中她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下放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改。回忆起她在干校时，除了批斗和陪斗外，让她干最脏最累的活，在温榆河里干活时别人是齐腰深的水，由于她的个子矮，水都齐胸，透不过气来。当时劳改队的人要国在三条铁索构成的铁索桥，有时下大雨，即使打着雷，在高压线下劳动也不让穿雨衣！掏完大粪，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去洗脏衣服，被人看到，一脚踢翻脸盆，大吼一声：“你也配再这里洗衣服！”到了冬天晚上洗脸洗脚不许用热水，只能用冷水洗脚。忍气吞声的屈辱的日子里没有人可以与她说话，也没有人敢和她说话。以至多少年后回城，有好长一段时间她竟然话都不会说了。但当时她的心里依然是坚毅和淡定。假日，劳改犯不许回家，她累了，一个人躺在一望无际的土地上，望着蓝蓝的天，觉得那么宽阔的天空之下，个人是多么渺小。自己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想起与她朝夕相处的、她所崇敬的胡校长、卞校长，自己就更没有什么了。她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自1968年下放至1978年平反，耽搁了她一生中最为宝贵的10年，那本应是她正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光啊。 

    一晃20多年，我再见到敬爱的刘老师已是90年代初期了。我在北京教育报刊社当记者，参加一个国际校长教育论坛。在即将进入会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正在国际会堂的台阶上迎接着与会的代表。刘老师又像我刚入学时那样，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兴奋，见到了离别多年的老师，而且她还能认出我来；我自豪，老师对所有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 

    后来知道，刘老师于1985年调任北京四中任校长，那时她已年届退休年龄，在这样一所北京市乃至全国都有名的学校工作，要使学校面貌改观，教学质量上一个新台阶，这其中的艰难和辛苦可想而知。整整7年的时间，她吃住在学校，以校为家。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工作中。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她下课堂听遍各科教师的课。她年轻时便在女附中教过数学、教过政治，还是市骨干教师；她的数学至今仍可辅导学生；她的字特别漂亮，文章写得更好；她的外语程度是在国际会上可以用流利的英语主持会议……正因为此，她对语数外政史地样样精通，因此可以在每次听课后讲评得头头是道，令人心服口服。1993年出版的她撰写的北京教育丛书其中之一《怎样办好一所中学——北京四中办学经验》，其中从明确培养目标，抓好德育，加强体育、美育和劳技教育，后勤工作，到建设干部队伍、教师队伍，都有详细论述，这十多万字便是她多年的心血的结晶。她超期服役到60多岁，她把这一个艰巨的任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她把一个充满生机的四中留给了后继者，同时也把更多的希望和祝福留给了后人。

    1990年，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校长委员会成立，刘校长曾任秘书长、副理事长、理事长。不仅因为她是全国名校四中的校长，更因为她在全国乃至港澳台校长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所有的校长都对她很敬重，为她的学识渊博，为她的领导水平、组织能力，更为她的人格魅力。很多校长都与她结下深深的友谊，港澳台的校长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刘大姐”。1992年的国际校长论坛便是高中校长委员会主办的一次盛会。我在会上一睹刘校长的风采。她主持会议时那高雅的气度，与国际国内与会校长亲切交流时的谈笑风生，那深邃的目光和谦和的笑容，主持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时那举重若轻和从容镇定……太令人钦佩了！我为我有这样棒的老师而自豪。

    后来我就经常参加校长委员会的会议和活动并有了与刘老师更多接触的机会。刘老师就在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与其他多位校长一起在高中校长委员会里，坚持作“义工”。团结了全国许多校长，组织了多次高水平的有意义的活动。我通过刘老师结识了全国很多著名校长，了解了他们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经验，这样，在我任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文章（其中就有我校王本中校长的《对构建面向未来的新课程体系的两个基本问题的探讨》、张锦斋校长的《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改革课堂教学》等）。我在编辑这些文章时，深深感到在这些名校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宝藏。这段时间，我对教育事业增加了热爱与熟悉，我担任的编辑和主编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有了提升与进步，应该说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而这与刘老师的教诲、鼓励与帮助是完全分不开的。 

    我常到她家去，每次到她家，常看到她与齐老各自忙着看书或作画。他们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热情地与我谈话，谈工作，谈国内外的大事、谈最近教育的热点问题，告诉我一些信息，也询问我的近况，家里人都要问到。刘老师常拿出近期的报纸书籍，谈论这些书报办得如何，介绍哪一篇文章不错，值得一看，甚至她还没看完都让我拿去先看……我也像到了家一样无所顾忌，每次都满载而归。她的家时常是高朋满座，尤其是春节、教师节等，有她所从事的各个不同工作时期的同事和学生，从称呼便可知，有的称呼她刘先生，有的称呼她刘主任，有的称呼她刘老师，有的称呼她刘校长……可见多少年了同事或学生都和我一样，愿意到她家来 。因为与她谈起女附中，关于学校的大政方针，关于咱们的胡校长、卞校长、所有老师，还有学校搞过的活动，不管什么大事小情，她都如数家珍，她的大脑简直是部活字典，对当时的一切让人听后觉得历历在目，倍感亲切。她对每个来的学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把女附中学生的优缺点分析得那么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在她的面前，学生都无所顾忌，与她无话不谈，而且总是得到许许多多帮助。她的精力永远那样充沛，永远充满着激情，给人以感染力。在向她倾诉心中的疑难与困惑时，几句话便会令人释然。我也习惯了，无论遇到什么工作还是生活上的难事，就要打电话给她，她总是那么令人亲近并那么实际地帮助你，会让你的心里热乎乎的……不少学生都曾得到过她多少无私的帮助。有的学生插队在农村多年了回不来，她几次三番地跑安办，解决了问题。学生的一对双胞胎子女上学遇到了困难，她又为她四处奔走。有的学生在大学由于不公正待遇受了处分，写信给她说：“我的心里还有一点点小火在燃烧……“刘老师立即回了她一封长信使她重新鼓起活下去的勇气。后来这个生毕业分配了工作，调回北京后在学校当了老师。还有一个学生出国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没人管，变坏了。她给学生家打过电话去，一打两个钟头多。后来把孩子叫到家里，找了四中的老师来家给补课。有的学生家里发生事情，她都亲自去家里解决……她的话十分简单：“我不是把教育当做谋生的手段而是毕生的事业。我打心里爱学生，我就是要对他们负责。” 

    在与刘老师的接触中，我得到了许多许多。从她的不凡的经历中，从她的言谈举止中，我看到了她对事业的专注、敬业、严谨、高效、锲而不舍，她的为人的正直、豁达、谦虚、无私、乐于助人，她的博览群书和博学多识，甚至她的口才、文笔和直到如今仍保持的充沛的精力和极好的记忆力……这一切一切都令我佩服不已。我觉得与她在一起，那感觉好像不仅是师长，还是大姐？还是母亲？好像都是，我说不准。总之她是最令我敬佩与尊重的人。

    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她曾做过许多工作，当过老师，带过班主任，做过教导主任。调到区委、市委……又担任四中校长直至退休，担任校长委员会的理事长。年近70时，还笔耕不辍，历时几年，参加完成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书。她曾谢绝了请她担任各种头衔的可以得到丰厚报酬的所有邀请，却在默默地继续着她对教育事业的奉献，过着恬静而充实的生活。她一生的贡献是无法计算的，仅她在学生身上付出的就无法统计。她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但，她从不求回报。她的付出实在太多了，以致现在的她身体不太好了。我经常会想她，但不敢去看她，担心会影响她的休息，因为我知道她一见到我们，立刻精神之极，俨然忘却了病情；然而当我们离她而去时，她会累得无法支撑。因为她的病限制了她的饮食摄入，已不足以给她的体力补充，每天不断的中药也够难以忍受。但我每每问起她的病情，她总是那么乐观，的确她的毅力也创造了对付疾病的奇迹，她以顽强的毅力接受着治疗，控制着病情。我真诚地祝愿刘老师能够康复，永远那么乐观和健康。

    我庆幸我能与刘老师有较一般学生更多的接触，这样的机会是十分难得而珍贵的，受到的教诲和收益也非语言所能表达。所以我愿将我的这一感受说出来。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学校有这么好的先生，这么难得到教育，这是够我们受用终生的。

 1966届高中3班 朱晓茵